陈宝生：中国提高高教发展质量要办四件事

这一思想从开始至今，一直都着眼于追求人类社会共同体的秩序安定的实践。

[xviii]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终极关怀的不仅仅是人的解放，而是人的个性自由全面发展。[xii]谢维雁主张我国现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是一种整体效力。

公约的字面意思也可以看出，其应该是群众自行约定的产物。姓名权尤其姓的决定是和家族制度相关的。同时儒家学说也将照看和引领国民过上道德生活，作为政府的基本责任。而不是根据自身的道德观出发，认为公民的异端行为是堕落，必须矫正和拯救。其次，判决主张国家机关监督公民的言论自由，执行社会公德。

宪法序言的表述：逐步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公民行使姓名权，还应当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依据比例原则，立法目的（即政策目标）与法律手段（即政策手法）二者之间需要保持适合性与均衡性，尤其是对国民的权利自由的侵害，必须保持在必要的最小限度范围内。

（三）法政策学的学科定位 由于法与公共政策存在天然的对立冲突，所以法政策学必然是一种矛盾集中化的产物。风险社会法律规制的典型特征是决策于未知之中，在诸如环境、核能、医药、消费品、化学品以及其他新技术、新产品应用等领域，由于信息不充分和科技水平的局限等原因，法律规制目标之确定与法律规制手段之选择，均成为立法政策上无法简单决断之难题。美国学者詹姆斯•安德森认为，公共政策是一个或一组行动者，为解决一个问题或相关事务所采取的相对稳定的、有目的的一系列行动。[24]当然，包括效率和正义在内的一般评价基准，不会像固定标尺那样简单套用即可得出结论。

[22][日]大桥洋一：《政策実施》，ミネルヴァ書房2010年版，第53页。例如，在食品安全规制、环境保护规制、反垄断规制等领域，就存在很多可以共享的规制模式。

在法与公共政策的动态关系中，只会发生公共政策升格为立法，而不是相反，所以，法律思维对政策思维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监督和控制机能。作为不成文法源，行政法上的一般原则具有补充制定法漏洞与解释指针的机能（尤其是行政裁量控制功能）。[7]但不可否认，二人提倡的政策法学主要是立足于政治与政策视角，因此高度重视公共政策对法律的决定性作用，并主张以政策思维覆盖乃至替代法律思维，所以其观点具有明显的政策本位主义倾向。应当说，法律从来都不是针对某一个人的，国家的整个法律系统都是为了建立社会公共生活的基本行动准则，每一个具体的法规范都包含特定的公共性目标，因此，各个法律部门均有开展法政策研究的必要性。

因此，比例原则所包含的个人权利自由最大化尊重思想，就成为政策转换为法律的筛网。参见[德]Eberhard Schmidt-Abmann：《行政法总论作为秩序理念——行政法体系建构的基础与任务》，林明锵等译，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23页。如美国公法学上有称规制的法律形式（legal form），日本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为行政手段或行政手法，我国行政法学上一般称为规制工具或管制工具。[32]由此可见，平井宜雄所建构的过程分析模型，充分整合了政策决定与立法决定的各自的重点环节以及不同的标准和要求，对于法政策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总之，伴随议会民主的空洞化和司法审查的被动立场，更多的政策判断、利害调整和规则（法规命令与行政规则）制定任务，由行政机关在行政过程中独自完成。在20世纪中期，美国政策科学的开创者H. D•拉斯韦尔教授和国际法学者M•麦克道格尔教授也开始关注法与公共政策的关系问题，其理论研究被后人称为政策定向法学派。

平井宜雄认为，法律的价值虽然错综复杂，但只有效率与正义才能够成为法制度设计的一般评价基准。行政法政策学的根本任务是将传统的政策思维与法律思维相互整合，以确保行政法制度设计在正义与效率之间实现动态的平衡。

另外，在对各种行政规制模式的结构、功能、利弊分析的基础上，还可以延伸考察更加宏观的法政策课题。在问题形成阶段，依次由问题的探索、问题的确认、问题的分析以及问题的公式化四个环节构成。而行政手法，则注重对行政实务各种微观的手段和措施的总结、归类和功能分析，目的是为立法者和执法者提供行之有效的规制工具。晚近以来又兴起经济分析法学，似乎又进一步强化了法律正当性论证的难度。更需要转变传统的立法思维模式，重新定位公共政策与法的关系，在传统的政策思维与法律思维之间、在法的外在视角与内在视角之间建立相互衔接和沟通的桥梁——这也正是法政策学的根本目的所在。[33][日]瀬尾俊治：《立法学（法政策学）と実定法解釈学の共通基礎理論の研究》，宮帯出版社2011年版，第83页。

[30][美]托马斯•戴伊：《理解公共政策（第十一版）》，孙彩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4页。而相互无法兼容的政策目标并存于法体系之内，极易损害法律秩序的安定性。

[20]早在1997年，日本行政法学者阿部泰隆就将行政手法区分为简易的纷争解决手法、经济的手法、土地利用规制的手法、监督手法、补贴手法、计划手法、经济的手法、事业经营与服务手法、情报的收集•保护•公开手法、行政指导手法、行政强制手法、刑罚手法等17种之多。因此，各国晚近以来各自形成的新公法运动，其发展方向是殊途同归的。

[25][日]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阁1987年版，第98页。而这种立法目的伪装，必然招致法律目标与当权者实际行动的断裂，以至于动摇国民对法律的信赖基础。

[24][日]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阁1987年版，第66页。将法律视为动态的过程而非静态的规范体系。如有违反，则行政对违反者发布改善命令。[32][日]平井宜雄：《法政策学》，有斐阁1987年版，第205-216页。

[7]彭汉英：《当代西方的法律政策思想》，《外国法评议》1997年第2期，第27-29页。具体来讲，其一、立法目的伪装问题。

最后是公法上的指针价值。而司法机关也难以对复杂的政策决定进行高密度的审查，总体上只能倾向于尊重行政机关的政策判断。

（一）政策目标（立法目的） 立法政策的核心内容，即具体目标的设定与为实现该目标选择必要的手段。总之，法律原则具有多种渊源，可能是既有法律制度之结晶物，也可能来自国际社会之标准和共识，或者是宪法规范的具体解读。

面对行政国家的现实，各国行政法学者逐渐认识到单纯司法视角下的法解释研究的局限性，转而将理论视野拓展到行政法的规划过程、合法化过程、执行过程以及执行结果评估等行政过程全体。另一方面，既有的立法是否有效实现了相应的政策目标（立法目的），同样也属于立法论的重要内容。参见[美]约瑟夫.P.托梅恩、西德尼.A.夏皮罗：《分析政府规制》，苏苗罕译，载《法大评论》第3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24页。可以说，公共政策持续的不断的发展更新，已经成为行政立法的主要驱动力。

如前所述，由于公共政策的议题极为广泛，法政策研究不可能全面覆盖，也不可能全盘接受公共政策学的研究方法。[17]所以，立法目的之确定往往需要在不同的法律价值之间做出选择取舍，法律不可能面面俱到地关照所有的价值诉求。

所以，现代法学研究，不能无视公共政策因素对立法的全面渗透与影响，完全否定法律的工具主义性格只是回避现实。相对而言，作为行政法解释学上的行政行为概念，重在探究不同行政活动的授权根据、行为程序以及法律效果，目的是为司法者提供基本的行政合法性的判断标准。

在行政法上即要求被授予的行政权限不能违反也已确定的行政目的。例如，行政法上的各种实验性立法（在我国一般称为一般为xx暂行条例、规定、办法），即是公共政策向标准化立法转型过程中的阶段性表现形式。